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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蘭素史克商業賄賂案件
    2014-11-07 09:15:52   

            --作者:許更
     
            近日,隨著中國湖南省長沙市中級法院的一審判決,轟動一年有余的葛蘭素史克(以下稱“GSK”)案件終于落下帷幕。這是第一家世界五百強企業在華涉及到的商業賄賂的案件。雖然審理結束,但其影響是深遠的。就企業內部的合規審查問題,一些外資企業、尤其是醫藥企業紛紛向本所提出咨詢。為此,我們感到有必要就GSK案件的定罪量刑等問題進行介紹分析。
     
    1.案情簡介:  
            自2009年2月,英國人M相繼擔任GSK處方藥事業部總經理、董事會主席、法定代表人等重要職務。為擴大公司的藥品銷量,M提出了“以銷售產品為導向 (selling-led)”的經營方針,并在全體員工年會、領導力峰會、銷售精英俱樂部等公司內部各種會議和活動進行鼓動宣傳。該經營方針得到公司的其他高級管理人員中國人Z1、Z2、L以及H等的積極響應和支持,逐漸形成了片面追求銷售成績、而無視中國相關法律法規的銷售模式。其具體做法如下:
            GSK改組、擴建其業務部門,在處方藥事業部、疫苗部、抗生素及創新品牌事業部等各業務部門大量招聘銷售人員,采取多種形式向全國各地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進行行賄。其中,GSK大客戶團隊、各事業部的市場部等,邀請各地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參加由其贊助和組織的境內外各類會議,通過支付差旅費、講課費、安排旅游等方式賄賂與會醫務人員,然后將相關費用分別以“研討會費用”等科目在財務系統中報賬。在參會醫務人員的支持下,GSK的各類藥品得以進入各地醫療機構。同時,各業務部門通過醫藥代表等,以支付業務招待費、講課費以及現金回扣等方式賄賂各地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并將相關費用以“招待費”、“其他推廣費用”的名目報賬,換得GSK的藥品得到使用或擴大使用。
            另外,GSK的人力資源部制定以銷售業績為核心的工資、獎金等薪酬福利制度及政策;財務部、合規部、IT部等其他部門也提供全力支持、幫助,并進行監督、管理和考核;法務部則為行賄提供幫助和掩護。
            通過以上的銷售策略,GSK的藥品得以在全國廣泛銷售。但由于成本過高,其藥品價格在達到普通消費者手里時候已經是其成本價的幾十倍。
            2013年2月,中國公安部經偵局在工作中發現上海的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旅行社在不做旅游業務的情況下,營業額卻高達數億元人民幣,其收入來源竟是為GSK等知名跨國藥企的在華子公司提供會務服務,感到十分可疑。公安部遂委托在處理商業賄賂案件方面有豐富經辦經驗的湖南省長沙市公安局成立專案組,進行立案偵查。于是,GSK的上述賄賂銷售行為徹底暴露出來。
            今年9月4日,長沙市檢察院以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對GSK、M、Z1、Z2、L以及H等提起公訴,長沙市中級法院受理并開庭審理了本案。因涉及商業秘密,經GSK提出申請,法院決定不公開審理。9月19日,長沙市中級法院作出判決,認定GSK和M等均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另外,認定H還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判處GSK罰金30億人民幣;由于M主動從英國回到中國接受調查,屬于自首,因此從輕判處其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驅逐出境。判處Z1、Z2、L以及H等有期徒刑二、三年,緩刑二、三、四年不等。因GSK的法定代表人、以及M等當庭表示認罪服判、不提出上訴,本次判決即為終審判決。
     
    2.法律分析:
            關于賄賂犯罪,中國刑法規定: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為受賄;如果給予他人財物,使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自己謀取不正當利益,則為行賄。如果行賄或受賄金額較大甚至以上,則構成犯罪。何為“數額較大”?因中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各地法院要求的標準也不同,但大約在5000元至20000元人民幣(約500-2000英鎊)之上,就被認為“數額較大”。比如,在上海、北京、廣州等經濟發達地區,受賄或行賄金額超過20000元人民幣,則構成犯罪;在內地,如甘肅、內蒙等經濟不發達地區,金額在5000元人民幣之上,則構成犯罪。但如果涉案金額在10萬元人民幣(約1萬英鎊)以上,則不分地域、都被認為是“數額巨大”的犯罪。數額較大的賄賂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數額巨大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單位構成賄賂犯罪的,根據情節處以金額不等的罰金,也可進一步追究其法定代表人的刑事責任。
            根據所涉及到受賄對象的身份不同,賄賂犯罪又分為兩類。即,(a)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罪(第163條)和對非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罪(第164條);以及,(b)國家工作人員的受賄罪(第385條)和對國家工作人員的行賄罪(第389條)。除自然人外,單位也可能成為賄賂罪的犯罪主體,即可能構成單位受賄罪(第387條)、單位行賄罪(第393條)。如果自然人向一個單位行賄,則有可能構成對單位行賄罪(第391條)。另外,如果對行賄和受賄進行中間介紹、斡旋,則可能構成介紹賄賂罪(第393條)。
            本案中,GSK和以及其高級管理人員M等都實施了賄賂行為,且所涉行賄金額數目都超出上面所說的構成犯罪的“較大數額”標準;同時,其賄賂的對象是全國各地醫療機構的醫務人員,而非國家工作人員,故GSK、以及M等都構成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其中GSK為單位犯罪)。另外,H作為非國家工作人員,還收受他人賄賂,所以同時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本案所涉金額十分巨大,但考慮到M等高級管理人員是在操縱單位進行行賄,沒有直接追求其個人的非法利益;且有自首情節(M),認罪態度也較好,故分別從輕、且判處了緩刑。
     
    3. 影響意義:
            GSK事件的影響波及到整個醫藥界。目前,其他的在華大型外資醫藥公司,如優時比、輝瑞、默沙東、禮來、羅氏、阿斯利康、諾和諾德等也紛紛因有違規經營的嫌疑、相繼被消費者舉報而接受調查,一時間風聲鶴唳。上月初,又有人匿名向媒體舉報法國賽諾菲公司,稱其在2007年11月前后,向北京、上海等地的79家醫院、503位醫生,借“研究經費”名義,支付約169萬元的費用。目前,北京和上海的相關政府部門已相繼宣布對此事開展調查。
            就目前這一狀況,也有些專家學者和實務界律師批評相關政府機關平時管理不嚴,致使企業違規經營現象越來越嚴重。而一旦發現問題,又一窩蜂似的執法,往往造成懲罰處理過重,有失公允。也有人批評現在的執法很大程度上是選擇性執法,即、不是針對所有行業,也不是針對所有企業,而是偏重于打擊某些特定行業(如醫藥),甚至偏重于打擊外資企業。這些批評很大程度上來講是很中肯的。但是,不管怎么說,中國政府正努力試圖建設一些經常性制度,以實施一貫性執法。就企業的經營是否涉嫌到商業賄賂,以及是否涉嫌偷稅、不正當競爭或壟斷等,政府的相關部門以及司法機構將實施越來越嚴格的監管。這一點,值得在華投資經營的外資企業予以足夠的重視。